公孫龍 | 白馬非馬,楚人非人
《兩小兒辯日》講述孔子路遇兩孩童辯論太陽離地遠近,一說早小、午大,一說早冷、午熱,難辨對錯。面對2400年前的科學知識空白,惠施提出一系列挑戰性命題,如無厚物面積無窮、天地高山平齊、太陽生命同步衰亡、飛機飛行時間不變、中央在地理坐標,卻因當時認知被視為“瞎說”。惠施通過邏輯論證這些看似荒謬的命題,展示了對傳統認知的挑戰,盡管在科學角度可證,但被當時認為是“杠精”。
惠施的理論雖未成為名家主流,主流思想轉向了諸如“長安太陽離地遠近”等相對論題。名家弟子更偏好“白馬非馬”等難題,試圖論證看似顯而易見的命題,展現邏輯技巧。這一轉變使得名家理論發展偏離了初衷,更多關注于邏輯辯論而非理論探索。
名家學派從法律條文解讀出發,逐漸發展出一套理論體系。鄧析作為最早的“訟師”,開創了律師行當。后續發展成“訟棍”,再到邏輯辯論高手,強調絕對的辯論勝利而非基于事實的辯論。這種轉變體現了從理論到實踐再到邏輯技巧的路徑。
孔子后裔孔穿挑戰公孫龍的“白馬非馬”理論,表示愿意拜公孫龍為師,條件是放棄該理論。公孫龍堅持該理論是學術核心,放棄后將無法教授孔穿更多。孔穿對此困惑,公孫龍援引歷史典故解釋孔子也曾認為“楚人非人”,以支持自己的理論。最終孔穿敗于辯論,二人繼續就“奴才耳朵數量”展開討論。平原君建議孔穿承認敗局,因為公孫龍擅長辭令而非道理,而孔穿在道理上勝出。
這場辯論展示了形而上學討論的局限性,以及辯論技巧的運用。惠施的理論探索則更側重于理論本身,而非單純辯論。名家學派的消亡與公孫龍的傾向不無關系,它警示了理論探索與辯論技巧的平衡問題。
從名家的教訓中,我們可以總結出搞形而上討論需把握框架,否則可能演變為辯論技巧的比拼,而非實質性的理論探索。平原君的“辭理之分”揭示了辯論的核心在于講理而非僅僅講辭令。訴訟與生活的核心是既要講理,更要講道理,不能僅依賴權威或技巧來決定是非。
通過歷史的反思,我們意識到在處理法律案件時,應當準確區分正當防衛、防衛過當、故意傷害與故意殺人的界限,避免混淆法律術語。歷史提醒我們,無論是理論探討還是實踐決策,都應基于事實與道理,而非僅依賴權威或辯論技巧。
為什么說白馬非馬,楚人非人呢
首先得知道故事背景:公孫龍與孔穿的對話,公孫龍說:……且白馬非馬,乃仲尼所取。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,載忘歸之矢以射蛟……而喪其弓。左右請求之。王曰:“止,楚人遺弓,楚人得之,又何求乎?”仲尼聞之曰:“楚人仁義未遂也。亦曰人忘弓,人得之而已。何必楚”。若此,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。——這就是公孫龍子用“楚人非人”來類比“白馬非馬”.公孫龍子將仲尼的“楚人非人”與“白馬非馬”相提并論。仲尼的“楚人非人”本不是說邏輯問題,而是論提高(擴大)人的胸襟和道德境界。通常人們讀這個典故時,無不對孔子寬廣的胸懷折服。但是公孫龍子按照他的“唯吾謂”方式概括為一種“楚人非人”的邏輯,這個邏輯等同于“白馬非馬”。為什么說“楚人非人”是邏輯呢?因為“白馬非馬”是講邏輯問題。可知公孫龍子是想建立一種非常態的邏輯。那么這種非常態的邏輯“楚人非人”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邏輯呢?結合仲尼原意分析:常態的邏輯是水平方向橫向推演,而仲尼原意是垂直方向的境界升降。兩個推演方向完全不同且構成一種垂直坐標系的立體邏輯結構。成了公孫龍子的真實面目。由于常態的邏輯概念僅在水平邏輯軸方向有效,難以表達豎直坐標軸方向的概念,所以公孫龍子提出“唯謂”。“唯謂概念”是一個立體概念,那么“白馬”和“馬”在立體邏輯坐標系中自然不能畫等號了。所以說“白馬非馬”;確切的水平系中的理解應表達為“唯謂白馬非馬”,非常態的“白馬”與“馬”。同樣道理,“離堅白”,“內外藏”皆是立體邏輯坐標軸內的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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